从19世纪开始，英国就一直想建立混合经济背景的住宅区。理论根据是：穷人扎堆，更加贫穷弱势;富人扎堆，享有不公优势。社会融合能帮助穷人。这简直不证自明——这种理论也影响了住宅规划，很多经济房和福利房零星散布在较贵的住宅区里。但是，伦敦政经的经济地理学教授保罗·车柴尔说：“这种理论根本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。”
新的证据还证明这种理论错了。美国杜克大学追踪了1600名英格兰和威尔士儿童，从5岁到12岁。他们发现，住富裕社区里的穷孩子最容易出现反社会行为：从说谎、骂人，到打架、偷东西、毁坏公物等不太严重的破坏行为。这些行为很早就出现，随年龄增长愈演愈烈。贫穷社区的穷孩子最少惹麻烦。富孩子则相反：他们在贫穷社区最容易行为不端。
针对这种现象，研究者提出了几种解释。贫困社区警力集中，起到了震慑作用;高档小区的居民可能也较少注意不端行为。犯罪学家提姆·纽伯恩也来自伦敦政经，他认为，跟富人生活在一起，穷人可能会更敏锐地感到自己被剥夺了。他们的孤立感更强烈，由此引发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。
英格兰校园里的研究则发现了略有不同的规律。领取免费午餐(贫穷的标志之一)的穷孩子在富孩子占绝大多数的学校里表现最好，可能因为那里的老师能给他们足够的关注。但是，很能说明问题的是，在穷孩子非常多的学校里，他们的表现也出奇的好。可能因为那里的老师别无选择，只能关注他们吧。陶尔哈姆莱茨是伦敦东部一个贫穷的自治区，2013年，那里60%的穷孩子在GCSE(16岁时的考试)中拿到五门好成绩;而全国平均是38%。落在中间的孩子成绩最差：他们人数太少，没法求得老师的关注;他们人数又太多，没法得到单独照顾。
车柴尔认为，美国也有证据可以证明社会融合的好处有限。20世纪90年代，美国发起了“搬向机遇”项目，向穷人提供财务支持和咨询建议，帮他们搬进富裕小区。另外一些穷人得到了财务支持，却没有咨询建议。还有一些穷人什么帮助也没有。研究显示，10-15年后，搬入富裕小区的穷人就业情况和收入并没有好转。搬迁家庭的男孩子反而行为更加恶劣，更易因财产犯罪被捕。
在英国，还有不少像莱斯特圣马太小区这样的贫穷移民小区，这也许解释了上述几个调查的结果。这样的贫民窟里，人们收入很低。因为不能讲英语，又没有像样的社会关系网，他们找不到好工作。但他们志向却不低。他们的志向体现在孩子身上。
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英国政府下放资金的方式。教育基金由中央分配，在贫困区的孩子身上投入最多。例如，陶尔哈姆莱茨的学校每个孩子每年有 £7,014 ($10,610) 的拨款，而全国平均是£4,675。因为联合政府引进了“学生补贴”，中学里的穷孩子每人也能得到£935。同时，“教学优先”项目每年都把最好的毕业生送到贫困学校去。而在美国，教育基金大部分来自当地的财产税，当然贫困区就更落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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